怀念姑父
来源：原创 发布时间：2021-03-24 22:54:49 作者：admin 阅读量：4042
文/一安
“时代的一粒沙，落在个人头上，就是一座山。”发表武汉抗疫日记的女作家火了，连着这句话也火遍了网络。
三年前，我的姑父莫名离世，就是缘于一座突然降临的大山，压向他那瘦小的身躯，碾碎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
（一）
姑父是一位勤劳、质朴的农民。在我印象中，他有着典型湖南人的性格特点，吃得苦、耐得烦、霸得蛮。直率、倔强，说话总是不紧不慢、语气平和。我从未看到过他生气、愤怒的样子，也从来没有听过他只字片言的诉苦与抱怨。不管生活多么地不容易，他从不诉苦喊累。
他自己有难处，很少在亲友面前提起，即便开口也是云淡风轻，给人添麻烦总是觉得不好意思。而别人有难处需要他时，他极尽所能毫不推托。乡亲邻里特别是同族宗亲之间闹意见、起纠纷，都愿意请姑父出面调解。姑父在宗族里辈分较高，但他从不倚老卖老，总是仗义执言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用他的智慧，帮助化解矛盾纠纷，深得乡亲邻里的好评。
姑父离开有三年多了，每每想起他，我立马会涌起一股莫名的伤感，又好像有硬物哽在喉头，让我十分难受。每每与认识他的乡亲邻里谈及，他们无奈地摇着头、叹着气，甚是惋惜。“一个好人，怎么会走这条路，可惜了。”
（二）
说起姑父，我真替他悲哀。他属于非正常亡故，是自己喝了一大瓶农药自杀，被路过的好心人发现，联系了家属送到医院。在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里，大夫们奋力抢救了三天三夜，最终回天乏力。2017年4月10日上午八时许，姑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撒手人寰，生命之钟定格在六十四岁的年轮上。
接到噩耗，我从外地匆匆忙忙赶回老家。清明节刚过，天空依然飘着蒙蒙细雨。远远就看到搭在姑父家门前的灵棚，还有多个深蓝色充气拱门，竹竿顶端高高挑着白色的招魂幡，在风雨中摇曳。我的眼镜片上结满了水雾，我噙着泪水快步走下车，跪拜在姑父的冰棺前。
躺在冰棺里的姑父双眼紧闭，像是睡着了。化妆整理过的遗容，于我来说虽然很熟悉，但又觉得非常不真实，像极了蜡像馆里的蜡像。可能他是真的太累了吧，才选择用最种极端的方式长眠不醒。
也就是在几个月前的2017年春节，我还与姑父在一起吃饭喝酒哩。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陪父母过年了，听说我回了老家，姑父带了自家养的鸡鸭、自制的腊肉、地里刚摘的青菜，特地从乡下坐车进城，送到我父母家。吃过中午饭后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诚恳地挽留姑父，欲陪他玩一玩他唯一爱好的娱乐活动——打扑克牌升级。显然姑父不像往年那样有兴致，他说孙女胃口不好，想吃现做的水饺，他要去买饺子皮和新鲜猪肉，趁早赶回乡下去。未曾想到，我与姑父这一别就成了阴阳两隔。
姑父原本有两个儿子，小表弟在十七岁时不幸夭亡，大表弟就成了家中独子。独木难支，表弟请来其家族宗亲帮忙，按照乡下人的习俗操办后事，大摆三天筵席，并请专业人士做法事，每晚都要闹腾到午夜凌晨。虽然表弟手头很紧，但这个钱他认为应该花，他不想落下一个不孝顺的罪名。
（三）
姑父自幼出身贫苦，只有一个亲兄弟。由于他娘死得早，他父亲既当爹又当妈，把他们兄弟两个拉扯大。姑父小时候很会读书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也很好。但由于家境不好，又没赶上好时代。上初中那会，正值文革刚刚开始。谁家小孩有读书的机会，不是由家长说了算，上初中要靠生产队、大队推荐。
姑父家里穷，靠他父亲很难养活一家子人，姑父很小就要学会了干农活、挣工分。他失去了进初中的机会，不过，生产队里多了一把务农的好手，栽秧、割稻、除草等等水田里的农活，姑父做得又快又好。姑父的勤劳在当地是有名的，我奶奶也正是看中姑父的勤劳、朴实、善良，才肯放心地把姑姑许配给他。
我的父亲有兄弟姊妹六个，五男一女，父亲排行老大，姑姑排行老四。据族谱记载，我的开山祖先是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迁来，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历了六代人。祖上以耕读传家，开荒种地，教书育人。传到我爷爷这一辈，积累了很多田地，家境还算比较殷实。
我爷爷从小饱读诗书，算是个老学究，书法以赵体见长。爷爷年轻时当过县乡团练教官，曾被选派到国民政府举办的军政干校培训，作为县级干部人选培养的，他有好些个干校毕业的同窗，直接到地方担任了县长。由于太祖父母思想趋于保守，小富即安，家中田地又多，竭力反对祖父出外从军做官。祖父遵从太祖父母之命不再外出，在私塾里当起了教书先生。直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，爷爷参加了由解放军主办的军政干校学习，为期一个月。35岁的爷爷换上了军装，准备跟随解放大军去解放大西南。其时，我父亲还未满两周岁，爷爷遭到太祖母和祖母的强烈反对未能成行。10月1日新中国建国后，爷爷分配在当时的沅江县东合乡供销合作社当营业员兼会计，工作到1954年，由于特大洪水差点溃垸，当年8月爷爷迁回原籍。正因为有这段人生经历，文革期间祖父被划为“黑五类”中的“坏分子”接受批斗，直到1979年摘除了历史帽子。
新中国刚成立，举国上下缺衣少食，勒紧裤腰带搞国家建设。姑姑出生在大跃进那年的十月，先天营养不良、体弱多病。受家庭出身影响，我父亲他们没有多少读书的机会，姑姑更是连学堂门都没迈进去过，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。加上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相对滞后，口齿不清，又没有文化，祖母甚是担心。担心自己唯一的女儿嫁人后，少不了受婆家的气。祖母定下的择婿标准，首先就是人要善良、老实、脾气好。同村的姑父符合这方面条件，又知根知底的。姑姑嫁过去后，无需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，离娘家又近，遇到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。
（四）
分田到户后，爷爷奶奶都还在世，原本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将近二十口人，近三十亩水田。虽然几个叔叔自立了门户，但农活都是在一起干。我们家有六口人，我是老大，下面有两个妹妹、一个弟弟。我们家相对人口较多，而劳动力不足，每到农忙时节，少不了请姑父来帮忙。我家有一块两亩多的狭长形水田，唤作“三斗坵”，最宽的地方有二十多米，窄的地方只有不到四米，而长度超过八十米。我是极不情愿在自家的这坵水田里干活，栽秧、割稻、除草，在全靠人工的年代，在这坵超长的田里弯腰劳作，特别感觉累人。
夏天天亮得早，清早凉快，乡下人特别珍惜这段清晨时光。老人们传下话来说“三个早工当一天”。所谓“出早工”，就是天微微亮就出门到田地里劳作，趁着太阳未出来或不怎么晒人，可以干三到五个小时。早晨出完工再回家吃早饭，这都成了习惯。
请姑父帮忙，都是头天晚上我到姑姑家送口信，告诉第二天收割或者插秧的具体地块（水田名称）。记得有次要收割“三斗坵”，我带口信给姑父，并告诉姑父我们会准备好早餐。第二天到了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兴冲冲地跑去喊姑父吃饭，让我好生讶异。只见稻田里收割完的水稻，一把把、一行行摆得整整齐齐，唯独不见姑父踪影。原来姑父赶了个大早，一个人把整坵田的稻子割完，回自己家吃早餐去了。
姑姑和姑父，都是那种大大咧咧、不怎么精打细算的人。凡是有乡亲邻里遇到费工费力的事情，求他们帮忙基本不会拒绝，常常是帮种了别人的田，却荒了自家的地。不管春播、双抢、秋收，都是他们自己家的落到最后完工。姑姑体弱多病，三天两头不是肚子疼，就是腿脚痛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知道姑姑有这几个毛病，什么胆道蛔虫、胆囊炎、胆结石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等。疾病不仅影响姑姑做农活和家务活，而且要长期花钱打针吃药，家里还养着俩小孩，光靠姑父种田维持生计，经济上的困顿可想而知。
（五）
到了八九十年代，我父亲在城里从事建筑行业，承揽到了比较多的工程项目，就安排姑父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，姑父家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改善。九十年代中期，在我父亲的动员下，其他几个叔叔一起出工出力，从竣工的建筑工地上运回来一些剩余的建材，帮助姑父家新盖了一座两层的小楼房。
进入新世纪，市场经济大潮涌动。在帮开发商承建的商铺工程项目中，由于我父亲过于相信他人，最后被开发商摆了一道，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债务和产权纠纷。十年的上访申诉，弄得他身心疲惫，一度靠举债过日子，再也没有承揽到像样点的工程项目。姑父凭着原来在建筑工地做过工的经验，加上人勤快，就到别的建筑工地上做了一名架子工，在工地上干专门安装拆卸脚手架的活。
在我父亲事业的鼎盛时期，到我家来的客人络绎不绝，送来的烟酒、水果都吃不完。父亲的事业凋零后，连他自己带出来的几个徒弟，都少有人来看他。人情冷暖、世道炎凉，父亲算是深有体会。唯独姑父，逢年过节，经常从乡下捉一只老母鸡，或带一些大米、生鲜蔬菜来看望他。我父亲的生日，姑父没有落下一个，也从不空手来，总是从乡下带上自家土特产，有时候连红薯，也会带上几斤。父亲曾给我们兄弟姐妹说：你们的姑父是个真正的好人，真心实意地待人（对他这个大舅哥和我姑姑，真的没得说）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有几人能够像他那样做得到？父亲一再叮嘱我们，一定要对姑父好，记他的恩，念他的情！
表弟初中毕业后，开始在建筑与装修行业打小工，成家后的表弟，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。表弟和表弟媳都没有读多少书，无特殊专长，打工收入都不高。表弟媳家境亦不好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都是低学历。好几个到南方打工，经不起诱惑误入歧途，一个兄弟参与了抢劫银行运钞车，判了十多年徒刑，另有三个兄弟染上了吸毒，败光了家产不说，还欠着许多债，更有一人毒瘾发作，偷偷注射过量毒品而导致身亡。表弟媳也是万般无奈，从微薄的家庭收入中，拿出一部分资助娘家，比如每年寄钱给坐牢的兄弟，打点关系，争取减刑。
（六）
历史的车轮碾过春夏秋冬，时代的飓风刮遍东西南北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，善良成为了懦弱的象征，老实成了无能的代名词。会抓老鼠的好猫，乘着时代号快车，进入了小康甚至大康。在描画过《山乡巨变》、诞生了人民作家周立波的这方热土，仍然充斥着难以想象的贫困。为了谋生，年轻人外出打工，空巢老人、留守儿童成了农村主力人口。实施乡村合并后，我出生地所在的村与邻村合并为一个村，依旧戴着顶“贫困村”的帽子，农民增收步履艰难，脱贫致富任重道远。
姑父依旧早出晚归，到城里的建筑工地做工，慢慢地发觉自己干活有些力不从心，干的活也越来越不好找，工头开始拖欠工资了。两鬓斑白的姑父，越发显得矮小，一如既往老实巴交的他，越来越觉得自己不中用了，尤其是他常常会感到莫名的头疼。
寻了个空闲时间，在表弟的陪同下去医院看病。经过各种高科技仪器的一通检测，脑部疑似有个小指粗的肿瘤。医生说，由于受当地医疗水平的限制，为保险起见，建议去省会的湘雅医院，一旦确诊，就可以抓紧后续治疗。
听了医生的建议，表弟心急火燎，没有告知我们这些亲友，就急忙联系湘雅医院预约挂号。姑父得知自己这个情况后，反而无比镇定。他甚至漫不经心地跟姑姑随口一说：如果是脑癌，那就不用治，一瓶农药就能解决，我活了六十好几，也值了。他还说，反正癌症是治不好的，要去治也是白白给医院送钱，医生说去湘雅动手术，至少得准备四万块。
四万元人民币，姑父拿不出，表弟也拿不出，即便找亲戚朋友凑齐了，借了钱是要还的，姑父不想把这个沉重的债务包袱甩给儿子。
2017年4月7日，姑父像往常一样起了个早，跟姑姑说是要进城去务工。在去城里的路上，买了一瓶剧毒农药，找了个僻静处，仰着脖子一口气喝了下去。
姑父认为只要自己一闭眼，就一了百了，这四万块钱就替儿子省下来了。可姑父没料到，自己被送到医院的ICU抢救，还是花掉了四万块。连着料理后事开销，表弟又徒增了好几万元的负债。
我苦命的姑父呀，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您吃苦受累一辈子，还没来得及过几天舒坦的日子，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这个世界，就着急离开，您这是为么子哟？！
（写于2020年6月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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